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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宜春走出的新四军东进华中的历史贡献

发布时间: 2019-12-19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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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宜春大部分地区处在湘鄂赣苏区的核心和腹地,袁州、樟树等地还分属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1934年“六七月事件”之后,宜春大部分苏区丧失,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主要有湘鄂赣苏区主力红十六师、湘鄂赣省东北游击大队和东南游击大队、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他们与苏区群众一道,坚持游击战争,保留了革命的火种。抗日战争爆发后,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成功,战斗在宜春苏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接受改编。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在刘培善带领下编入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19382月,全支队到达皖南岩寺集结后,共23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宜春走出的新四军。在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点验整编后,进行军事训练,宣传发动群众,并组建先遣支队深入敌后侦察作战,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华中,坚持抗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5月中旬,陈毅奉命率新四军第一支队离开皖南岩寺,向江南敌后推进。528日进到南陵县土塘,在此召开了第一支队全体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推进敌后初期的斗争方针,为胜利打开苏南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61日晚,第一支队在陈毅、傅秋涛率领下,离开南陵继续东进。4日进至苏南高淳县城后,决定兵分两路:第一团第一、第三营和教导队(后改为第二营),由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率领,渡石臼湖,经博望到小丹阳,活动于京杭国道以西的江宁、溧水、当涂地区;第二团由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率领,直指茅山。活动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北、京杭国道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县。15日,第一支队继续前进到镇江县宝堰镇,支队司令部设在宝堰镇南(今属丹徒县)前隍村,部队积极布置战斗,广泛开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

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在江(宁)当(涂)溧和江句(容)溧地区先后作战30多次,夜袭西善桥、禄口、麒麟门等日伪军据点,歼日伪军3000多人,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壮大了力量,第一团人数由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得到更新,一律换成中正式武器,每个连有了机关枪,创建了江当溧、江句溧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二团进入茅山地区以后,取得了竹子岗伏击战、夜袭新丰车站、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的胜利,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之后,部队由苏南到苏北,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编入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194212月底,为了增强苏南新四军抗战力量,王必成率领第二旅第四团,教导队、特务连和地方独立团一部共2000多人,从苏北盐城地区经江都过长江,到达苏南的溧水山区,与六师十六旅会合。19431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二旅与第十六旅合编,仍称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全旅5000多人。从宜春走出的新四军部分指战员,又开始并肩战斗,抗击日伪军。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第十六旅一直在日伪军频繁攻击、环境十分险恶的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的进攻,把西起芜湖、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达浙西天目山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19个县级政权,发展了抗日力量,使苏南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南翼屏障,为向东南地区发展创立了前进基地和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粉碎日军大扫荡,保卫新四军军部

193810月,傅秋涛奉命率第一团调回皖南,配置到军部前沿阵地的第三支队附近,归第三支队指挥。12月,第三支队划归第一支队建制,将支队特务营(原第一团第二营)编入第六团为第三营。不久,第六团(第三营留皖南)由丹阳调赴苏南敌后句容东部地区活动。至此,从宜春走出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开始分兵作战。第一团坚守皖南,保卫新四军军部。第二团转战苏南,19407月随陈毅、粟裕渡江北上,转战华中。

第一团调回皖南后,团部驻杨林,三个营分别驻北黄里、汀潭一带。19391月,日本侵略军入侵繁昌,傅秋涛派一个营参加了繁昌保卫战,消灭日军40多名。7月,又派出一支精干小分队,歼灭了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小队,还生俘一名日本兵。随后,部队在土塘进行训练休整。为扩大革命队伍,由政委江渭清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无为发展新兵。不久,一千多名新兵入伍,一团扩编为一支队(即新一支队),傅秋涛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下辖两个团:原一团一营扩编为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肖辉锡,政治部主任汪克明,参谋长刘士相;原二营的大部分补充到军部警卫营,小部分与三营一起扩编为新一团,团长张铚,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政治处主任李彬山,副主任徐志民。国民党对部队的发展不予承认,不发给养,傅秋涛就派出一些人员到铜陵、芷港等处设卡收税,并没收一些奸商的禁运品以解决经费缺乏等困难。193911月,日本侵略军3000余人猖狂进犯繁昌地区,傅秋涛指挥部队配合三支队,在繁昌东部的峨山头阻击敌军,予以重创,毙伤敌中佐以下450余人。1940年,日寇为了夺取整个皖南地区,七战繁昌城屡遭失败。被新四军俘虏的日军战俘香河正男等5人,经过军政治部做工作和叶挺等军部领导的谈话,125日,在新四军云岭军部举行了宣誓仪式,正式宣誓参加新四军部队,调转枪口打击日本侵略者。日寇恼羞成怒,于是年4月和10月两次从京沪线上调集重兵,向新四军云岭军部和整个皖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新四军新一支队先后在父子岭、汪家岭、三里店、汀潭等地重创日军,取得了反“扫荡”的全面胜利。

194114日,皖南事变爆发,由傅秋涛率领的新一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营及所属新、老一团3000多人被编为左路纵队(即第一纵队),在新一团的拼死掩护下,傅秋涛、江渭清等率领500多人从三节水突围。后几经离合,傅秋涛等12人于210日到达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与此同时,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率队突围的约二、三十人(其中有参谋长王槐生、副参谋长吴咏湘,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肖辉锡等人)也于2月中旬找到苏南根据地。35日,傅秋涛、江渭清在新四军六师师部重逢。而新一团皖南突围后仅剩200多人,到2月底才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地区,回到皖中根据地。19411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原军部直属部队编入第七师,而突围到苏南的200余人也编入第六师,开启新的战斗征程。

 三、改造整编地方抗日武装,壮大新四军队伍

上海“八一三”事变以后,管文蔚在家乡丹北地区组织了第一个抗日自卫团。接着,丹北各地自卫团纷纷成立。19382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成立,管文蔚任总团队,队伍很快发展到25000人,在地方上打汉奸、肃特务、防匪防盗、破路断桥,打击日本侵略者。第一支队刚到茅山地区,即与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取得了联系。7月上旬,陈毅在延陵附近约见了管文蔚,并派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刘炎到管部视察,授予管部“丹阳游击纵队”番号,委任管文蔚为纵队司令员[①],下辖3个大队的脱产武装。9月,刘炎带领郭猛、张福前(张震东)等20多名干部到游击纵队,将其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原来的3个大队扩编为4个支队,共3000多人,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序列。10月上旬,“挺纵”第一次打进扬中,一度攻占了老郎街、八字桥和县城三茅镇。新四军军部和第一支队不仅先后派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惠浴宇、陈时夫、吉洛(姬鹏飞)、刘学文等到“挺纵”工作,而且还抽调“挺纵”的各级干部分批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1月,在“挺纵”成立了党委,陈时夫任书记,管文蔚为副书记。部队经过整训,大大提高了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逐步开辟了以访仙桥为中心,包括镇江东乡、武进北乡、扬中县和江北扬(州)、泰(州)沿江地带在内的丹北游击基地。

丹阳南部的延陵地区是新四军最早开辟的基地之一。在韦岗、新丰、竹子岗等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延陵镇自卫队要求新四军派干部帮助训练。19387月,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吴仲超带领王赤、林胜国等人着手整顿这支武装,将自卫队改为延陵常备队,并进行团结抗战教育,使队伍很快扩大到100多人,到年底时已扩建为区常备大队,统一了丹阳第二区两镇八乡的所有地方武装,约300多人枪。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区常备大队又扩编为丹阳独立支队,部队发展到550多人枪,并建立了党的组织,后编入新四军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新四军还积极扶助发展了武进、丹阳、金坛、句容、镇江、宜兴、江阴、溧阳、溧水、江宁、高淳以及锡西等地的一些抗战前曾参加过党的人士或进步青年组织的地方武装。

四、团结争取地方进步势力,打击土匪汉奸

新四军进入苏南时,各种中间势力处于观望状态。部队在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注重调查研究,积极发动群众,灵活运用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采取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陈毅一到高淳县城,就走访国民党高淳县县长及地方士绅,询问抗战前地方政府的备战情况和日军占领高淳时的暴行,宣传新四军的宗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于翌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军民各界共同抗日。

纪振纲是茅山东麓“茅麓公司”的经理,拥有13000多亩土地,主要经营茶叶,是茅山地区一位颇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苏南沦陷后,他收容广东籍散兵游勇二三百人,拉起了一支装备充实的自卫武装。新四军到苏南后,陈毅亲自做纪振纲的工作,致书信邀纪振纲到西扬会晤。由于途中遭遇敌人,耽误了时间,当陈毅赶到时,纪振纲已带人离开。于是,陈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仅带二三名随行人员,步行十几里山路登门拜访,使纪振纲深受感动。陈毅更与他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以民族大义相期许,促使纪振纲与新四军的关系日渐亲密:从上海募购药品药械,运送到茅山;设法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出面召集士绅募捐寒衣5000套,赠给新四军。1938年冬,日军一度占领茅麓公司,纪振纲被迫出走,其自卫武装悉数交给新四军,到上海后仍与新四军保持联系,继续为抗战出力。

樊玉琳在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句容县第三区区长,在当地“开香堂”,收有几千“徒弟”,还有60多人枪的三乡联防自卫武装。陈毅率部到前隍以后,即邀请樊玉琳到茅山乾元观,向他阐述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和任务,动员樊玉琳参加抗日工作。经过三天长谈,樊玉琳深受教育,表示愿在新四军领导下共同抗日,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

巫恒通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曾任国民党泰兴县教育局长。新四军在苏南敌后点燃的抗日烽火使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1938年底巫恒通回到家乡句容,不久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取得联系,受命回乡组织地方武装。1939年春,陈毅与巫恒通会面,并派军事干部协助他进一步发展武装,不久即扩大为“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

经过新四军的艰苦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句容南乡,拥有近万亩土地的大地主王诚龙、王诚凤兄弟积极支持抗战,为新四军筹款捐粮、递送情报、保管物资、密藏文件。19452月,王诚龙被伪军包围在东斛村,突围时身中三弹,不幸牺牲。在金坛,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浩率领近百人枪的县常备队,同新四军合作抗日,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激战中,寡不敌众,壮烈殉国。[②]当然,由于当时江南形势复杂,也有不少土匪头目和汉奸,打着“抗日”旗号,干着卖国的勾当。傅秋涛率领的第一团为了保护人民,决心把这些土匪头和汉奸司令“吃”掉。有个刘春发,拉了二百多人的队伍,自封抗日“司令”,实为汉奸,鱼肉人民,老百姓怨声载道。傅秋涛经过周密的侦察与部署,一举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缴获伪政权“大印”一颗,步枪二百多支,机枪二挺,手榴弹几百枚,俘虏了二百多人。经过教育后,他们中有的参加了新四军。

傅秋涛在坚持打击土匪汉奸武装、壮大人民武装的同时,还收缴了朱永祥部的枪。朱永祥原来是国民党军的中士班长。南京失守后,他拉起队伍在桑源铺一带称王,并冒称是朱德之侄,说新四军是自己人,群众一时受骗。后来群众见到新四军纪律严明,与朱永祥部截然不同,便将他为非作歹的事实向傅秋涛报告。傅秋涛了解到朱永祥部有千余人,其中青红帮大刀队有五百人。便对该部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使该部的电台台长携带电台投诚,并及时送来重要敌情:朱永祥要把队伍拉到南京去投降日本侵略军。根据这一情报,傅秋涛决定中途伏击。第二天清晨,部队刚吃完饭,就听说朱永祥部已经逃跑。傅秋涛当即命令张藩率40名短枪队员,抄小路马上堵住其去路,又令熊应堂率尖刀连直取朱部的机枪班,再令邹春芳负责解决大刀队。只一个多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活捉了朱永祥,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傅秋涛将被俘的大刀队一般成员,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并应青红帮头子陈玉庚要求,将被俘虏的其三弟、原朱永祥的警卫连长释放。此后,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联系。[③]在皖南事变突围中,青红帮还为傅部突围提供了便利。

五、开展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也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特别是到了1940年,蒋介石集团将反共高潮由华北八路军转向华中,矛头直指新四军部队。

在江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发布了《为反对汪伪政权的成立告全军将士》的文件。随即华中和南方各省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汪宣传运动,在苏南茅山东麓金坛的高庄,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共同发起和召开了数千名群众参加的反汪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荡的提灯游行示威;在苏南茅山北麓丹阳的延陵,中共丹南中心县委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反汪大会;其他如句容、丹北、江宁以及溧阳的竹箦桥等地也纷纷举行了群众性的集会或游行示威、街头讲演、文艺表演等活动。各地利用多种形式,扩大反汪宣传,声讨汪精卫投降叛国罪行,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阴谋,抗议反共顽固派军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号召抗日军民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持抗战到底。

在军事上,新四军各部队,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19393月,新四军第二团一部配合新四军挺进纵队,将盘踞在江苏扬中,阻止新四军主力部队北上的国民党保安第九旅贾长富部1个团全部歼灭。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将新四军限制在长江以南,而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北调的方案。为此,蒋介石密令华中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派兵发动军事进攻,新四军部队奋勇反击,取得节节胜利。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发起西塔山反顽自卫战后,镇江三区、六区,金坛六区,句容二区、三区和丹阳三区的政权完全由新四军控制,区长、乡长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陈毅、栗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南主力渡江北上到苏中吴家桥后,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统一整编为三个纵队,共7000多人。7月,取得了黄桥反顽战役的胜利并进行停战谈判。新四军在整训部队的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先后成立苏北临时参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各县、区还普遍成立了民主政权,使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改善和调整了各抗日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巢瑞隆系江西省宜春市史志办副主任


 

 



[]《新四军征途纪事》,19881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页。

[]《我所知道的新四军》第160页,陈加胜著,安徽电子出版社200711月第1版。

[]《解放军将领传》(第三集),解放军出版社198611月第一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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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市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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